他的溫和與理性
再采取暴力的形式不太好,莫不如改為“文藝演出”,用側麵的方法來表達情緒
2013年1月,劉強從韓國被釋放回國,之後在上海的家裏住了“難熬”的兩個月。“我爸媽整天說,‘丟人啊’、‘惹麻煩啊’,我爸幾乎要跟我脫離父子關係。”劉強說。
韓國首爾高等法院對劉強作出的一份判決中,曾提到“罪犯存在躁鬱症症狀,但鑒定結果為輕微”。劉強承認曾在韓國某家精神病鑒定醫院住了一個月,以配合司法鑒定,但不認為病症對他產生了影響。“人不輕狂枉少年。”他自嘲說。
之後他離開讓他感覺有些壓抑的家,重新回到廣州。2014年新年剛過,劉強和他的朋友們討論:再采取暴力的形式不太好啊,莫不如改為“文藝演出”,用側麵的方法來表達情緒。
好友雷霆總是記得他說的一句話:我們改變不了別人,隻能改變自己。永遠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放火肯定不行了。他也想過更溫和、理性的方法,去遊說呼籲其他人,但大家似乎有各自的想法。他希望國人能夠團結起來,不再懦弱、窩裏鬥。這種演出大概就是要提振民族信心,感染他人。”雷霆說。
劉強會彈鋼琴,能唱歌,還寫得一手大字。2013年2月2日,他寫下了“日本謝罪賠償”的字幅以及一封表達反對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的大字信。三天後,劉強帶著這些作品來到日本駐廣州總領館門外,完成了首次表演。
他的困頓與堅持
劉強總感到周圍有人在“關注”著他,“我在裏麵說話沒人理我,但他們又不退群,就在那兒看著你”
身邊有人用惡毒的字眼嘲諷他的行為,也有人認為他代表了“民族血性”。雷霆在幾年前第一次接觸劉強時,還是他心理輔導課程的學員,“他很與眾不同。他傳遞出的那種正能量,讓人感到正義感和勇氣,讓人敢於突破自己。”
但與眾不同給劉強帶來了麻煩。他的職業原是外語老師、翻譯、心理治療師,但原本與他有合作的外語培訓機構、心理課程培訓班,此時紛紛與他斷開聯係,致使他無收入的狀態持續至今已半年,“不用日本人,咱們自己人就把我搞死了。”
除了公、檢,劉強登門的還有領事館。除了這些,沒有更多的單位和組織與他有接觸。原本應當與他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保釣”人士,也紛紛以某種微妙的原因與他決裂,翻臉為敵。甚至,父母雙親也與他日漸疏遠。
但在另一麵,劉強又總感到周圍有人在“關注”著他,讓他感到好笑。有一些陌生人時而出現與他聯係,他則索性把他們拉進了一個微信群裏。“有(日本)朝日新聞的,有NHK的,有我們國家媒體的,還有有關部門的。我在裏麵說話沒人理我,但他們又不退群,就在那兒看著你。”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