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奪刀少年”的高考考試、招錄可說劃上了一個句號。不過，有不少人在為柳豔兵、易政勇的這一選擇而惋惜，因為之前曾有不少名校拋來橄欖枝，特別是清華大學，曾明確表達過有錄取兩名學生的意向。另外像澳門大學，直接給他們送來了校長簽署的錄取通知書，得知他們英語都不好後，還承諾可以用一年時間對兩個學生進行培訓，可謂誠意十足。相比較而言，在很多人的感覺中，他們最終的選擇，是一種“擇低”，而不是“就高”。
這樣一種似乎有悖於“人往高處走”原則的選擇，還是有點出人意料的。兩位考生高中母校校長的解釋是“壓力說”，稱兩個學生的成績與清華學生有較大差距，如果貿然入學，學習可能會跟不上，壓力很大。柳豔兵一位親屬的解釋是“合適說”，稱選擇的原則是“我們有多大腳，穿多大鞋”。無論是“壓力說”，還是“合適說”，都體現了兩位考生在進行人生規劃時，個人理性的回歸，而不單單體現了他們“實在”、“實誠”、“純樸”的品性。
而從公共事件的角度來看，這樣一種“擇低”選擇，更是社會日趨理性化的體現。毋庸諱言，無論是為柳豔兵、易政勇單獨組織一場“兩個人的高考”，還是清華大學等學校的自主招錄，還是他們的高考成績不向社會公布，等等，在每個階段，社會輿論都不隻是一個聲音，都展開了較充分的爭論。各種利益、各種價值取向進行博弈，最終獲得的一般是妥協後相對更理性的的結果。
假設柳豔兵、易政勇真進了清華大學，且不說持反對觀點的人的批評，他們在進入清華大學後，肯定會成為媒體一直追逐的目標，這個才是最大的壓力。柳豔兵曾疲憊地對記者說“我現在感覺挺累的”，這“累”既來自身體，也來自應對媒體的不適應。選擇一個本地的大學，既是選擇了一雙適合自個腳的鞋子，也是選擇了一雙適合社會審視眼光的鞋子。
沒有一個人會反對褒揚社會上出現的道德楷模的，對他們的褒獎，如果能夠納入一個公正公平的理性機製，那自然更加和諧。不管是擔心學習跟不上、英語不好，而不去清華大學、不去澳門大學，還是擔心有些人對公平機製的非議，都是一種理性的考慮。我想他們這次作出的選擇，體現了一種比較穩妥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