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仔細推敲，單考單招和自主招生的錄取也都存在問題。因為前者目前隻適用於高職院校;而無論是南昌大學抑或江西財大，都沒有自主招生的權力。因此，與其說是“經過必要的程序”，毋寧說是“走程序”。
客觀地說，奪刀事件一個月後，考試注定無法衡量傷情和學業尚未完全恢複的考生的真實水平。我們麵臨著兩難：一方麵是我們固有的愛與同情之心，以及“有利於弘揚核心價值觀，傳播正能量”的考量;另一方麵則是為了維護高考的程序正義——支持者認為，這種“冷酷”，是為了防止“後門”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這是情感與理性的交鋒，或者說，是真理之間“對與對的衝突”，因此注定了不會有統一的結論。因此，越過具體事件的“是非”判斷，探求“招生”的初心可能更有意義。
事實上，精細化的“科學管理”在中國尚不足百年，民國時期高校“不拘一格招人才”的機製，無論是招收學生還是招聘教授，都曾流傳不少佳話，那時似乎是帶著“寧可錯招，不可漏過”式的寬容的，前提假設則是“信任”，相信招錄是出於愛才而非“裙帶”。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信任感的缺失，它導致了我們對程序“後門”的恐懼，以及“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程序理性”的訴求。
在情與理之間、在愛與不信之間，如何兼顧呢?個人的看法是，能不能更直接一點，不用“走程序”來玷汙“程序”，鞏固現有程序的透明和剛性，同時容許少量的公眾關注的法外“特例”——類似這次事件的。科學主義者也許又會質疑這一標準過於空洞，或者會擔心群起效尤，但是，還是回到“初心”：這個世界，需要一點信任，需要一點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