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和欽定國師
“時代變了。”張藝謀回想起自己拍商業片的過程，如此感慨道。電影電視的生產流程、傳播方式、收回成本的方式等，都不可避免地裹挾在商業大潮中。他稱自己創作的初心是上世紀80年代與莫言開始合作的時候，那是個“人文”的時期，情懷和內涵還是關注點。“初心就像初戀，基本上無法再重複了。”
2002年，《英雄》上映，票房2.5億，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就在前一年，莫言發表了《檀香刑》，成為他的代表作之一。與張藝謀的市場轉型不同，莫言繼續堅持在純文學的道路上，並且不再涉及影視，他同樣用了戀愛的比喻：“一個有自尊的小說家在開始創作一部小說時，不會也不應該去考慮改編電影的問題，否則就會破壞小說的純潔性。這有點像戀愛，你最好不要腳踩兩條船。”
商業片時期的張藝謀的另一個轉變是，開始自己原創故事了。從《紅高粱》開始，張藝謀借力一群中國優秀的小說家的敘事，如莫言、蘇童、餘華等，加上自己獨特的影像風格，完成了張氏文藝片的塑形。拍商業片時，張藝謀放大了自己的影像，故事卻被普遍認為較弱。不過，他的影像與國家願力結合，成就了2008年絢麗的奧運會開幕式，算是坐實了“國師”的稱號。
莫言也進入了創作的另一個高峰時期，寫《生死疲勞》可以一天萬言。2012年，他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授獎詞稱他“幻覺現實主義融合民俗傳奇、曆史與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