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11日，我寫信給當時的天津市市長李盛霖，並附上10張加急放大的謙祥益等處的彩色照片，請市長關注此事。
然而，動遷工作已經開始。我們想從這快速啟動的列車上搶救下瀕死的估衣街可能性極小，但是我們要用行動來為這條老街留下些什麼。
1999年12月16日，我召集了天津有誌於城市文物保護的誌願者，決定做四方麵工作：第一，請專業攝影師將估衣街挨門挨戶地進行攝像，留下估衣街鮮活的音像史料。第二，通過拍照片的方法，在對估衣街仔細的文化搜尋中，將所有有價值的文化細節留在照相機的底片上。第三，訪問估衣街的原住民，用錄音機記錄下他們的口頭記憶，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第四，搜集相關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錢買，挽留估衣街實證性的文化細節。
經過半個月的努力，對估衣街的保護工作收效顯著。我們這些誌願者們幾乎是從工人們的大錘下將一件件寶貴的文化遺存搶救下來。他們不斷從現場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們新發現的每一組磚刻、石雕、牌匾或傳之久遠的原住民的生活用品。
在天津總商會遺址的第七號院，搶救下來兩處門楣處的磚雕和房屋托簷石的雕刻。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200斤，雕為博古圖案，應為天津磚雕鼎盛期的精品。
另一塊石碑則發現在一居民屋中，房主已經搬走，滿地垃圾。這塊石碑可能為這戶居民所藏，但因石碑過重，搬遷不便，就丟棄在這裏。此碑是山西會館和江西會館之間的界碑，立於清光緒辛卯年(1891年)，應是庚子之變(1900年)前估衣街興隆之見證。
這些事本來都應由當地政府的相關部門來做，但文化與文物部門鮮見人至，不僅如此，這些機構此前數十年也沒有做過實地考察。拆除之前根本沒有文化調查，這一處重要的文化遺產實質上是廢置著，但偏偏又掛著一塊“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這實在是一個諷刺，也是一個悲哀。
